如何理解“无废城市”的愿景？

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废弃物。废弃物管理的命题，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中国一些城市不断尝试加强废弃物管理，但问题却日益突显。

以生活垃圾为例。早在1957年，北京就率先提出垃圾分类。1996年，北京在多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和厦门八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08年之前，北京为兑现绿色奥运的承诺，又开展了一轮垃圾分类工作。

然而，这一轮又一轮的垃圾分类试点，都未能找到良方，推动当地垃圾分类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生活垃圾虽然日益增长，却基本都能在拂晓前，借由环卫工人之手被清运干净，远离广大市民的视野。垃圾问题并未得到普遍重视。

通过环保组织、个人和媒体的工作，公众也逐步了解到垃圾、洋垃圾的问题。比如，2003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调研并发布了一份针对广东贵屿非法电子垃圾拆解的研究报告。电子垃圾这一固体废弃物如何处置的问题，由此被公众看到。而在2011-2012年，生活垃圾围城的现象，被纪录片《垃圾围城》揭示出来。通过导演王久良的镜头，分布在北京周围、号称“第七环”的数百个垃圾填埋场，让人们愕然。2016年，王久良的另一部纪录片《塑料王国》上映，将塑料污染的问题呈现在人们眼前，又引发一系列关于塑料、特别是一次性塑料污染问题的讨论。

2011年前后，空气污染状况加剧，将问题拉近到每一个人面前。可以说，一定程度上，雾霾提高了公众的环境意识，也引发公众对更多环境问题的关切。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逐步意识到垃圾问题的环境健康风险，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2013年开始，中国海关总署部署“绿篱”等行动，严厉打击“洋垃圾”走私活动。2017年，中国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明确表示中国将逐步禁止洋垃圾进口。2019年1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正式推进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无废”这一概念的另一个说法是“零废弃”。在中国，这个概念源于2011年前后一家环保公益机构——零废弃联盟——的建立。这家机构旨在推动中国垃圾危机的解决，在垃圾管理议题上，促进政府、企业、学者、社区、媒体、公众及公益组织等各界的对话与合作。由此，通过多种渠道，“零废弃”的概念，被公众逐步了解。可持续消费、极简生活、断舍离等绿色生活理念，也得到认可和推崇。

与“无废城市”类似，国际上很早就提出了“零废弃城市”（Zero Waste City）的概念，并发展出较完善的定义，理论和方法。国际上先后有23个城市，宣布零废弃的目标和计划，并开展了相应工作。

对比“零废弃城市”，中国的“无废城市”，虽然字面上类似，但具体定义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信息：“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

而根据国际零废弃联盟2018年12月修订的定义，零废弃的定义被明确为：

零废弃：通过负责任的生产、消费，重复利用和妥善回收产品、包装和材料，而不是焚烧和排放污染进入土壤、水或空气，造成对环境或人身健康的危害。

相较而言，国际零废弃联盟明确不推荐垃圾焚烧的处置方法。

结合对中国“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解读，可以看出，“无废城市”建设计划，虽然提出希望通过提高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来降低其焚烧比例和填埋比例，但考虑到指标体系中关于生活垃圾填埋量指标的控制，未来可能的结果是，垃圾回收率虽然可能提高，但垃圾总量上升、填埋比例降低，却推高了生活垃圾焚烧总量。

如前所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在很多地方被推崇为“能源回收”的产业。但结合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效率，往往不能算作固体废弃物管理分级策略的“其他方式利用”（Recovery）层级，仅能算作最终处置。这伴随着高昂的投资和高风险的污染排放问题，在锁定效应之下，将持续几十年。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当然，在推动中国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以“无废城市”的规划，来回应固体废弃物环境问题的挑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未来的“无废城市”应参考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厘清固废法规中不甚清晰的名词、术语、定义，结合固体废弃物管理，通过推动生态设计等生产者延伸责任，以及相应配套政策法规税收的制定，落实“源头减量”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

另一方面，无废城市的建设，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配合。

零废弃概念近年已经逐步被公众了解、熟悉，这一生活理念日渐成为风潮。如何调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绿色生活的普及，实现固体废弃物问题的多方治理，是“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作者系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