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意味着更经济、更清洁和更安全的能源结构,因此能源结构转型、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化转型等等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时间上的压缩。对碳排放总量上的控制很有可能加快进度,而不仅仅是碳强度的控制。
早在2011年,参照国外cap-and-trade的碳交易体系,国家发改委便推动了京、津、沪、渝、湖北、广东和深圳7个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2016年福建又启动了自己的碳交易试点,截至2019年9月,8个试点累积配额交易量突破3.3亿吨,交易额达71亿元。
通过总量控制下的碳交易体系,加速了各个试点的节能减排进程,效果显著,这为以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推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7年底,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标志着全国碳市场的正式启动。近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几年的筹备,全国碳市场已经具备运行的条件。
在此大背景之下,每个行业和企业都难以置身事外,头部企业纷纷提出自身的碳中和目标,积极参与碳市场,以应对未来的“灰犀牛”事件。那么传统的环保行业如何参与碳市场,能否从中获益?
基于CCER的碳抵消机制,是碳市场一项非常创新的设计,它允许控排企业购买一定比例的自愿减排项目用于抵消自身的超额排放,这样就为CCER项目业主创造了“刚需”,而这些项目通常来自风电、光伏和林业碳汇等项目,但又不仅限于这些种类型,污水处理、垃圾焚烧、户用沼气这种看似不相干的领域一样可以提供CCER,这种传统的环保项目可以通过碳市场获得“额外”的收益。
以北京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例,截至2020年10月最后一个交易日,CCER累计成交2,600万吨,成交额1.83亿,目前CCER的价格已经达到30元/吨的水平,这里面便有像首钢生物质发电这种项目贡献的减排量。
这些环保项目在污泥无害化处理、垃圾焚烧/填埋气发电、沼气处理等过程中,将甲烷这种温室气体人为地消除掉,从而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在国家发布的自愿减排方法学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第三方审定流程,将CCER减排量核证出来并上市交易。
这对传统的环保行业来说是效益/成本比相当划算的业务,项目业主前期投入非常少的成本,在未来10年或是21年(项目的两种减排量计入期)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是“锦上添花”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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