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有望近千亿

可降解塑料是白色污染的最佳解决方案

白色污染中59％来自包装和农膜塑料制品，而这类用途的塑料一次性、难回收的特点不适合塑料再生利用，唯有可降解塑料可以根本性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生物降解塑料包括PLA（聚乳酸）、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和PHA（聚羟基烷酸酯）等，是可降解塑料重要类别，因其具有普通塑料相近的性能，可降解性好和安全性高的优势，在欧美国家应用范围最广。在包装、纺织和农膜领域中，PLA和PBS消费量最大；在一些高附加值领域中，PHA在医用植入材料中使用广泛。据PEMRG统计，2018年全球塑料需求量达到3.59亿吨，其中包装塑料需求量达到1.44亿吨，可降解塑料的替代市场空间巨大。

（1）可降解塑料vs再生塑料

在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11000米的地方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但在这里却发现了人类活动的产物——塑料。塑料是现代工业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据Our World in Data统计，1950年至2015年，人类共生产了58亿吨废弃塑料，其中超过98％被填埋、遗弃或焚烧，仅有不到2％被回收利用。据Science杂志统计，中国由于其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全球市场角色，废弃塑料量居全球第一，占比达28％。这些废弃塑料不仅污染环境、危害健康，还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因此，我国已开始高度重视白色污染的治理，我们认为相关国家和省市政策的执行力度将较大。

据IHS统计，2018年全球塑料应用领域主要为包装领域，市场占比达到了40％，而全球塑料污染也主要来源于包装领域，占比高达59％。包装塑料不仅是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还具有一次性（如果循环利用，循环次数高）、难回收（使用和遗弃渠道分散）、对性能要求不高和对杂质含量要求高的特点。

可降解塑料和再生塑料是潜在的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的两种选择。可降解塑料是指其制品的各项性能可满足使用性能要求，在保存期内性能不变，而使用后在自然环境条件下能降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的塑料。

可降解塑料可以通过降解方式或者原料的不同进行分类。按照降解方式分类，可降解塑料可以分为生物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光和生物降解塑料、水降解塑料四大类。目前，光降解塑料、光和生物降解塑料的技术还不成熟，市场上的产品较少，故此后提到的可降解塑料均为生物降解塑料和水降解塑料。按照原材料划分，可降解塑料又可分为生物基可降解塑料和石油基可降解塑料。生物基可降解塑料是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的塑料，能够减少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消耗，主要包括PLA（聚乳酸）、PHA（聚羟基烷酸酯）、PGA（聚谷氨酸）等。石油基可降解塑料是以化石能源为原料生产的塑料，主要包括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AT（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CL（聚己内酯）等。

可降解塑料在性能、实用性、降解性、安全性上都有其优势。在性能上，可降解塑料可以达到或在某些特定领域超过传统塑料的性能；在实用性上，可降解塑料有与同类传统塑料相近的应用性能和卫生性能；在降解性上，可降解塑料在使用后，可以在自然环境下（特定微生物、温度、湿度）较快完成降解，并成为易被环境利用的碎片或无毒气体，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安全性上，可降解塑料降解过程产生或残留的物质对环境无害，不会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而目前替代传统塑料的最大阻碍，也是可降解塑料的缺点是其生产成本较同类传统塑料或再生塑料高。因此，在包装、农膜等使用时间短、难以回收分离、对性能要求不高、对杂质含量要求高的应用领域，可降解塑料更具替代优势。

再生塑料是指通过预处理、熔融造粒、改性等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对废旧塑料进行加工处理后重新得到的塑料原料。

再生塑料最大的优点是价格比新料和可降解塑料便宜，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性能需要，只加工塑料的某方面属性，并制造出对应的产品。在循环次数不太多的情况下，再生塑料能保持与传统塑料相似的性能，或者可以通过再生料与新料混合的方式，维持稳定的性能。但在多次循环之后，再生塑料的性能下降很大，或到无法使用的程度。此外，再生塑料在保证经济性的前提下较难保持良好的卫生性能。因此，再生塑料适用于循环次数不多，且对卫生性能要求不高的领域。

通过比较，可降解塑料因其有更稳定的性能和更低的回收成本，在包装、农膜等使用时间短、难以回收分离的应用领域更具有替代优势；而再生塑料因为有更低的价格和制作成本，在生活用具、建筑材料、电器等使用时间长、易于分类回收的应用场景更具有优势，两者相得益彰。白色污染主要来源于包装领域，可降解塑料的发挥空间更大，随着政策推动和成本降低，未来可降解塑料市场前景广阔。

在包装领域，可降解塑料的替代正在实现。塑料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不同的领域对于塑料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汽车、家电等领域对塑料的要求是经久耐用、容易分离，且单体塑料用量较大，故传统塑料的地位较为稳固。而塑料袋、餐盒、地膜、快递等包装领域，由于塑料的单体用量低，容易污染，难以高效分离，这使得可降解塑料更有机会在这些领域成为传统塑料的替代品。从2019年全球可降解塑料需求结构也验证了这一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主要集中于包装领域，软包装和硬包装占比合计达到53％。西欧和北美的可降解塑料发展较早，已经初具规模，应用领域集中在包装行业。2017年，西欧可降解塑料总消费量中，购物袋和生产用袋占最大份额（29％）；2017年，北美可降解塑料总消费量中食品包装，餐盒和餐具占最大份额（53％）。

（2）可降解塑料产品百花齐放，PLA、PBAT、PHA崭露头角

可降解塑料中PLA、PBAT的生产较为成熟，且总产能占比居于前列；PHA的性能优异，随着成本下降，未来有望从医疗高端领域拓展至包装、农膜等更大的市场。这三种可降解塑料或成为替代传统塑料的主力。

PLA：是最常见的可降解塑料之一，是以乳酸为主要原料聚合得到的聚合物。PLA生产过程无污染，而且产品可以生物降解，使用后的PLA可以通过堆肥，在温度高于55℃或富氧和微生物作用下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实现在自然界中的物质循环，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目前聚乳酸的生产主要采用丙交酯开环聚合工艺将乳酸先脱水生成低聚物，然后解聚生成丙交酯，再开环聚合制得聚乳酸。PLA还具有可靠的生物安全性、生物可降解性、良好的力学性能和易加工性，广泛用于包装、纺织行业、农用地膜和生物医用高分子等行业。PLA的缺点是降解条件相对苛刻。但由于PLA在生物降解塑料中具有相对较低的成本，PLA的消费量居于前列。

PBS：是由丁二酸和1,4-丁二醇经缩合聚合而成，原料来源为石油或生物资源发酵。PBS易被自然界的多种微生物或酶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良好的耐热性能。PBS可以用包装薄膜、餐具、发泡包材、日用品瓶、药品瓶、农用薄膜、农药及化肥缓释材料等领域。由于我国丁二酸原料有限，PBS的衍生物PBAT和PBSA顺应而生，其与PBS的性能基本相似，但加工性能不及PBS。

PBAT：属于热塑性可降解塑料，一般以脂肪族酸、丁二醇为原料，经石化途径或生物发酵途径生产，既有较好的延展性和断裂伸长率，也有较好的耐热性和冲击性能。由于PBAT的成膜性能良好，易于吹膜，广泛用于一次性包装膜及农膜领域。此外，PBAT还具有优良的生物降解性，是可降解塑料研究中非常活跃和市场应用最好降解材料之一。

PHA：PHAs类可降解塑料有聚羟基脂肪酸酯（PHA）、聚3-羟基丁酸酯（PHB）、3-羟基丁酸酯和3-羟基戊酸酯的共聚物（PHBV）以及3-羟基丁酸酯和3-羟基己酸酯的共聚物（PHBH）。PHAs类可降解塑料是细菌在生长条件不平衡时的产物。在众多可降解塑料中，PHA的降解方式是最特别的，使用完后PHA可以在生物体内完全降解成β-羟基丁酸、二氧化碳和水。PHAs类可降解塑料热变形温度高、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但加工温度范围窄、热稳定性差、脆性大、生产质量不稳定，可用于一次性用品、医疗器械手术服、包装袋和堆肥袋、医用缝线、修复装置、绷带、骨科针、防粘连膜及支架等领域。

除PLA、PBAT和PHA外，在西欧使用量最大的是淀粉基塑料（又称淀粉化合物或淀粉混合物）。淀粉基塑料是改性淀粉与可降解聚酯（如PLA/PBAT/PBS/PHA等）的共混物，可完全生物降解，可堆肥，对环境无污染。淀粉基塑料虽然价格便宜，但使用寿命、机械性能以及印刷性能都较差。

多种可降解塑料共同主导全球可降解塑料市场。据智研咨询数据，2019年全球可降解塑料产能合计约为107.7万吨，以淀粉基塑料为主。2019年淀粉基塑料产能为44.94万吨，占全球可降解塑料产能的38.4％，PLA、PBAT分别占25.0％和24.1％，位居二、三位。不同地区的可降解塑料的结构也有所不同。在主要的消费地区中，西欧以淀粉基塑料为主；北美和亚洲、大洋洲则以PLA为主。西欧是淀粉基塑料用量最大的地区，主要因为其发展可降解塑料较早，起初并未发现淀粉基塑料降解残留和不能完全分子化降解的问题。美国作为紧随其后发展可降解塑料的国家，对淀粉基塑料的用量减少很多。

PLA、PBAT、PHA是可降解材料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PLA和PBAT的市场占比较大，是目前可降解材料替代传统塑料的主要产品，主要因为这两种材料有较好的力学性能以及相对其他降解材料更低的价格和成本，替代阻力较小。可降解材料主要应用领域为包装膜和农膜等领域正是得益于PLA和PBAT对传统塑料的替代。PHA是最有潜力的可降解塑料之一。主要因为PHA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以及降解性能，可以100％完全在生物体内进行降解。相比PLA和PBAT而言，PHA的降解条件是最温和的。但由于PHA生产成本高昂，价格超过了其他大部分可降解塑料，故在可降解塑料市场中占有率仅为2％，暂时主要用于医疗器械等高附加值领域。随着成本的进一步降低以及高附加值应用的开发，将成为一种成本可被市场接受的多应用领域生物材料。

对于可降解塑料的适用领域而言，性能不是瓶颈，成本是制约可降解塑料市场化替代传统塑料的主要因素。除了淀粉基塑料外，其他可降解塑料的平均售价均为传统塑料的1.5~4倍。这主要是因为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工艺上更加复杂，需要使用昂贵的天然生物分子进行聚合，无形地拉高生产成本。在对于成本和性能敏感的领域，传统塑料在体量、价格和综合性能上仍然保持着优势，短期之内的地位依旧牢固。可降解塑料主要替代的是一类政策驱动下的，对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的传统塑料领域。

禁塑令给可降解塑料带来巨大投资机会

在欧美国家，可降解塑料已快速发展18年，而其市场依旧靠政策驱动，每一次禁塑令的推出都会带来对可降解塑料需求的快速增加。我们认为与限塑令不同，禁塑令对于可降解塑料的市场增量贡献更大，有利于可降解塑料替代率快速上升。2020年1月，我国第一次颁布“禁塑令”，随后各省市相继制定禁塑政策。我们依据各省市禁塑政策执行时间表和执行力度，以及海外可降解塑料发展历程，预测了我国未来10年可降解塑料的需求变化。到2025年，预计我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可到238万吨，市场规模可达477亿元；到2030年，预计我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可到428万吨，市场规模可达855亿元。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空间巨大。

（1）海外可降解塑料市场在政策驱动下快速发展

西欧、北美“限塑令”、“禁塑令”等相关法律法规密集出台，推动海外可降解塑料市场快速发展。“限塑令”推出的时间更早，主要采取了对塑料袋征税、有偿使用塑料袋等较温和且可选择的方式执行，本质上是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对于减少塑料用量作用有限。“禁塑令”在近几年被各国政府推行，其适用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通过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等方式对传统塑料进行禁用，是推动可降解塑料在欧美国家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早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爱尔兰、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出台各种类型的“限塑令”。美国也于2002年，推出了“限塑令”，要求各州必须制定生物可降解农用塑料使用计划，并于2009年立法推广可降解塑料。而我国也自2008年起就开始立法，有偿使用塑料购物袋，在限塑政策上与欧美国家接轨。此后，各国的“限塑令”逐渐升级为“禁塑令”。以欧盟的政策衍变为例，2016年，欧盟推出了“限塑令”，要求成员国在当年减少有机垃圾填埋量到1995年的35％；2018年，欧盟大部分国家实施“增加塑料袋价格或税收”的方式控制塑料袋的使用；2019年，欧盟通过了大范围的“禁塑令”。该法令要求欧盟成员国到2021年禁止使用包括一次性塑料餐具、塑料制棉签、塑料吸管、塑料搅拌棒在内一次性塑料制品，并由更环保的材料加以替代；到2025年前，各成员国所使用塑料瓶的可再生成分至少要达到25％；到2030年这一比例要扩大到30％。全球范围内“禁塑令”的实施推动了可降解塑料需求增长。

我们统计了西欧和美国限塑令和禁塑令推出后，对可降解塑料市场的拉动作用，发现禁塑令对于可降解塑料的消费量刺激效果更强。限塑令增加的税收成本常被转移至消费者，有时反而影响消费量增长。以西欧为例，2011、2014、2017年，西欧国家推出“禁塑令”时，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当年出现大幅增长。相比，2012、2015、2016年，西欧国家推行“限塑令”时，当年的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增速出现明显下滑。禁塑令对可降解塑料消费量的提升具有更明显的作用，我国此次推动的全国范围内的禁塑政策将拉动可降解塑料国内需求的增长。

据智研咨询统计，欧洲的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占比最大，达到55％，而北美和中国的需求占比分别仅为19％和12％。从人均角度看，西欧、北美的人均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占比分别达到了70％和21％，而我国占比仅为6％。随着我国禁塑令的实施和加强，人均可降解塑料消费量有望向欧美国家靠拢，潜在市场空间可观。

（2）我国今年首次推出“禁塑令”，执行力度大

我国“限塑令”推出较早，早在1999年，我国国家经贸委发布（99）第6号令，规定2000年底前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饮具的文件，走在了世界前列。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此次“禁塑令”不仅要求禁止、限制使用对环境负担较大的塑料，还加快推广塑料的可替代产品，比如可降解塑料、纸质包装等，有助于可降解塑料对传统塑料的替代进程。这也为替代产品市场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随着国内各地禁塑政策的逐步制定和执行，可降解塑料的成本虽然没有可比优势，但在禁塑政策的强制执行下，可降解塑料的不可替代性更加突出，国内的替代空间有望向西欧和美国看齐。2020年2月开始，海南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等多个省市相继推出了严格的塑料污染管理办法。其中，海南省更是提出了2020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2025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使用列入名录中的塑料制品。最严“禁塑令”相继出台，体现该次“限塑令”的执行力度大。

（3）我们预测未来5年中国可降解塑料市场需求量有望达到238万吨，未来10年有望达到428万吨

我们预测中国可降解塑料市场需求量的基本思路如下：2020-2025年，由于有明确的禁塑政策，我们根据禁塑政策执行时间和力度，在保守条件下，预测5年内各省市可降解塑料的替代量；2026-2030年，随着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的逐渐成熟，其发展规律向西欧和美国靠拢，我们根据西欧可降解塑料在塑料总量中占比的增速，预测6-10内国内可降解塑料的需求量。此外，我们通过对比中国和西欧可降解塑料发展阶段逆向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我们根据各省市禁塑政策的描述，量化了禁塑执行、推广和全面替代的时间表。据IHS和Our World in Data数据，我国人均年塑料废弃量为30千克，则全国废弃塑料总量为4200万吨。全球塑料废弃物59％都来源包装领域，可以估算我国人均年塑料包装废弃量为17.7千克。保守假设各地区“禁塑令”“开始执行”的替代率10％、“进一步推广”的替代率20％，、“完成替代”的替代率30％。“完全替代”意为不再销售传统包装塑料制品，但由于其他材料的竞争，例如纸质包装袋/盒，考虑西欧和美国可降解塑料在包装领域的替代率不超过30％，“完成替代”的替代率假设为30％。根据各省份“禁塑令”的执行时间表及禁令范围，不同省市的落实情况按照等级乘以系数，其中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替代率为通常情况的70％。根据上述假设，我们预测了2020年到2025年我国各省份包装领域可降解塑料对传统塑料的替代率。

根据各省市预测可降解塑料的替代率、涉及人口，以及人均消费包装塑料制品量，我们预测2020年到2025年，我国包装塑料总替代量分别为50、98、125、153、180、207万吨。假设未来全国年废弃塑料总量维持在4200万吨不变，预计，2020年到2025年可降解塑料替代率分别为1.19％、2.34％、2.99％、3.63％、4.28％、4.92％。我们同时逆向验证了预测的合理性：欧洲目前可降解塑料在包装农膜中的占比为5％，而中国塑料总量6000万吨（其中，包装和农膜3000万吨），中国用5年时间达到欧洲现在的替代水平可能性较大。

综合考虑农膜塑料、其他塑料的消费量变化，以及净出口的变化，我们预计，2020年到2025年，我国可降解塑料总消费量分别将达到64、117、147、178、208、238万吨，相比2019年增加了430％。若可降解塑料以均价2万元/吨计算，2025年，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预计达到477亿元。

经过2020到2025年政策驱动的快速成长期，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或进入成熟期，可以从西欧的发展进程预测2025年到2030年的市场增长。从可降解塑料的应用领域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可降解塑料的需求增长较快的行业都主要是食品包装、餐盒餐具和堆肥包装袋等包装行业，以及堆肥包装袋等农业行业，可降解塑料替代占比平均增速分别达到了12.8％和10.6％。而在其他行业，西欧和北美的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基本保持不变。

进入成熟期后，可降解塑料下游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将对可降解塑料的消费量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包装产品用量大、周转快的市场（如：物流、外卖、农膜）发展也会带来可降解塑料市场的增长。

在快递包装领域，根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的快递业务量达到501.7亿件，消耗塑料编织袋53亿条、塑料包装袋245亿个。按照目前一个塑料编织袋212g、一个塑料包装10g计算，每年快递行业产生塑料垃圾约136.9万吨。2017年国家邮政局、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在2020年将可降解的绿色包装使用比例提高到50％，以目前快递业务量27％的增速，2020年快递行业塑料需求将达到220万吨，保守估计将带来110万吨的可降解塑料需求。在外卖一次性塑料餐具领域，我国外卖订单量近两年呈现井喷式增长，2018年我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订单量达到109.6亿单，同比增长96.8％。一份外卖的塑料包装材料包括塑料袋、塑料碗、塑料汤勺和塑料汤杯。以每份外卖平均消耗3个餐盒，每个餐盒50g计，2018年产生塑料垃圾160万吨。2020年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主要外卖APP的活跃用户数量继续实现高增长。保守估计，若按照外卖包装每年15％的替代速度计算，外卖行业的可降解塑料需求年增长量在24万吨以上。快递和外卖行业的高景气也将使可降解塑料的供不应求局面加剧。

在农用膜领域，传统地膜多为PE制成，自然条件下很难降解，在土壤可以残留长达100~200年，耕地土壤中的残膜量不断增加会使土壤环境恶化，土壤含水量下降，板结且肥力下降。生物可降解地膜与普通农用地膜功能一直，而在保温、保湿作用及产量方面的效果要强于普通地膜。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覆膜种植国，2014年国内地膜覆盖面积3亿亩，覆盖率达到36％，消耗农用膜约258万吨。

今年来，农用塑料薄膜用量维持在250万吨左右，到2018年，农用塑料薄膜用量略有下降，为246.5万吨。近年来，欧洲也同样出现农业塑料薄膜用量下降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禁塑令”推行和可降解塑料的供不应求，随着可降解塑料产能扩张，未来有望继续实现增长。即使只考虑农膜的存量市场，保守估计，若按照年替代10％的速度考虑，我国每年新增降解塑料用量预计都在20万吨以上，加剧可降解塑料供不应求的局面。

基于西欧可降解塑料替代占比增速，可以对2026年到2030年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进行预测。假设2025年后，我国包装和农业领域的可降解塑料占比增速与西欧现阶段占比增速的发展路径发展。2026年到2030年，合理预计我国包装行业可降解塑料占比分别为4.9％、5.6％、6.3％、7.1％、8.0％、9.0％；而农业领域的可降解塑料占比分别为0.4％、0.4％、0.5％、0.5％、0.6％、0.7％。因此，我国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在2030年预计可达到428万吨，总市场规模达到855亿元。我们同时逆向验证了预测的合理性，我国快递和农膜行业增速较快在10-15％之间，一方面考虑下游需求增速；另一方面考虑替代率的增加，12.4％的总需求量增速较为合理。

近千亿市场规模容得下群雄逐鹿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在十年内有望达到近千亿规模，或催生企业不断投入新产能，继续巩固我国可降解塑料全球市场地位。目前，全球可降解塑料总产能达到136.2万吨，生产商数量很多，产品种类具有差异性，市场分散度较高，且普遍产能利用率低。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产品种类齐全，但规模以上产能的企业不多。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能达到了61.7万吨，产能增速达到了37％，占全球总产能的45.3％。据我们统计，已有36家公司在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合计440.5万吨。到2025年，考虑到可降解塑料产能开工率低，我国产能或需要达到476万吨才能满足需求，仍有供给缺口。我们认为，未来5年可降解塑料市场是政策拉动的卖方市场，由于市场大且供不应求，可以容下群雄逐鹿。

通常对于供需平衡的成熟市场，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渠道和产品差异化。对于可降解塑料这种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的产品，公司的竞争优势则体现在业绩弹性和新建产能进度（投产更早的产能，享受更强的溢价）。我们综合考虑现有产能规模和业绩弹性，新建产能规模和业绩弹性，以及新建产能投产时间等因素，推荐关注金发科技、金丹科技、中粮科技、瑞丰高材、彤程新材、万华化学。

（1）全球可降解塑料市场供不应求、集中度低

全球可降解塑料企业数量较多，生产的产品种类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化，市场分散度较高。目前，全球可降解塑料总产能达到136.2万吨，但单家公司的产能都较小，大部分公司的产能都不足5万吨。截止2019年，全球PLA产能最大的Nature works公司的可降解塑料产能为15万吨，全球市占率为11.0％；淀粉基塑料产能最大的Novamont公司的可降解塑料产能为15万吨，全球市占率为11.0％；PBAT产能最大的BASF公司的可降解塑料产能为7.4万吨，全球市占率为5.4％；我国产能最大的公司是金发科技，合计产能达7.1万吨，全球市占率为5.2％。可降解塑料全球市场集中度CR5为39％，CR10为59％，均处于较低水平，市场分散化程度较高。此外，全球可降解塑料市场正处于成长阶段，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随着“禁塑令”的推行，供不应求的局面首先反映在可降解塑料的价格上，如：PLA的价格就从2019年的1.8万元/吨涨至目前的约3万元/吨。

西欧可降解塑料以淀粉基塑料为主，其次是PLA。西欧地区的淀粉基塑料消费量从1996年到现在一直维持正增长，到2017年占到降解塑料市场的70％，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18万吨。而PLA消费量增长较为不稳定，但在2016年以后维持正增长，预计2022年将超过6万吨。其他可降解塑料（包括PBAT、PBSA、PCL、PGA、PHA等）的消费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2017年时占比仅为5％，主要是价格较高，只能适用于高附加值领域造成的。据IHS Markit预测，2017~2022年，西欧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为8％，其中淀粉基塑料年平均增长率8％，聚乳酸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7％，PBAT、PBSA、PCL、PGA、PHAs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8％。

西欧可降解塑料的生产企业数量较少，市场集中度较高。西欧可降解塑料总产能为46.3万吨，全球占比34.0％，是产能第二大的区域。西欧可降解塑料生产商的产品主要包括了淀粉基塑料（50.8％）、共聚多酯（37.6％）、PLA（5.7％）、纤维素薄膜（2.8％）、PHA（2.2％）。西欧可降解塑料市场集中度CR5为88％，市场集中度很高，规模化效应明显。其中，意大利Novamont公司于1989年创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淀粉基塑料生产商。2018年在罗马南部开设了其改造后的生物聚酯工厂后，Novamont将淀粉基塑料的产能从12万吨/年提高到15万吨/年。

北美可降解塑料以PLA为主，其次是淀粉基塑料。北美地区的PLA消费量从1996年到2013年均实现了正增长，但在2013年后增长陷入停滞并有所降低，到2017年占到降解塑料市场的67％，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5.6万吨。而淀粉基塑料消费量增长较为不稳定，但在2012年以后维持正增长，预计2022年将超过1.6万吨。其他可降解塑料（包括PBAT、PBSA、PCL、PGA、PHA等）的消费量在2012年后将重新开始正增长，2017年时占比达到了14％。据IHS Markit预测，2017-22年，北美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其中聚乳酸年平均增长率3％，淀粉基塑料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3％，PBAT、PBSA、PCL、PGA、PHAs消费量年平均增长率6％。

西欧地区的产能主要以淀粉基塑料为主，北美则主要以PLA为主。造成这一产能布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淀粉基塑料在降解的过程中仅有淀粉得到降解，而PE等传统塑料颗粒仍然残留，从而影响环境。北美的可降解塑料发展要晚于西欧，淀粉基塑料的消费量一直不高，因发现欧洲重点发展的淀粉基塑料存在缺陷，转而重点发展PLA。

美国可降解塑料的生产企业数量较少，市场集中度较高。美国可降解塑料总产能为21.9万吨，全球占比16.1％，是除了中国以外可降解塑料产能最大的国家。美国可降解塑料生产商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了PLA（68.5％）、PHA（22.9％）、植物纤维素（6.8％）、PGA（1.8％）等。美国可降解塑料市场集中度CR2为91％，处于很高水平，规模化效应明显。其中，美国Nature Works是全球最大聚乳酸生产商，于1997年由美国陶氏化学与Cargill（嘉吉）合作成立。Nature Works在2001年建设了世界最大的聚乳酸生产工厂，是目前全球聚乳酸年产量唯一达到15万吨的企业，还筹划在东南亚建7万吨的分厂。

（2）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居首，63％出口

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远大于消费量，现有的产能利用率不高。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8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能达到了45万吨，而产量仅约为13.5万吨，整体的产能利用率仅为30％。

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产品种类齐全，市场分散度较高，但可形成规模产能的企业并不多。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能达到了61.7万吨，产能增速达到了37％，占全球总产能的45.3％。其中，我国淀粉基塑料产能最大，达到了23.3万吨（37.7％）；PBSA的产能共计9万吨（14.6％）；PLA的产能共计8.5万吨（13.8％）；PPC的产能共计8.1万吨（13.1％）；PBS的产能共计5.5万吨（8.9％）；PHA的产能共计3万吨（4.9％）；PBAT的产能共计2万吨（3.2％）等。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集中度CR5为18％，CR10为27％，均处于较低水平，市场分散化程度高。

目前，我国可降解塑料出口为主，未来局面可能扭转。据IHS数据，2018年我国可降解塑料净出口量为7.2万吨，占可降解塑料产量的63％。“禁塑令”颁布前，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较小、需求量较小，而西欧的需求量较大，导致我国可降解塑料主要出口到西欧市场。随着全国各地“禁塑令”的推行，我国可降解塑料净出口的局面有望改变。

（3）我国可降解塑料新增规划产能440.5万吨，PLA的竞争格局更好

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快速扩张，各企业正在争相进入千亿可降解塑料市场。目前，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正处于快速扩张期。据我们统计，已有36家公司有在建或拟建的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合计440.5万吨，其中新疆望京龙（130万吨）、华峰集团（60万吨）和友诚集团（50万吨）公司的拟建产能都超过50万吨。按产品分类，PLA新增产能160万吨（36.3％），PBAT新增产能227.2万吨（51.6％），PBS新增产能23.3万吨（5.3％），PCHC新增产能30万吨（6.8％）。到2025年，考虑到可降解塑料产能开工率低，我国产能或需要达到476万吨才能满足需求，供给缺口较大。

PLA新增产能占比小，行业集中度高，竞争格局更好。若新建产能均顺利投产，新建的PLA产能将达到总PLA产能的95％，而新建的PBAT产能将达到总PBAT产能的99％。我国新建产能中，PLA的行业集中度CR5为90％，PBAT的行业及送达CR5位84％。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可以减少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我们认为，我国未来PLA的市场竞争格局相对更好。